这样看来，村上春树的思想和表达，的确不受传统东方文化思想的束缚，而是更像一个“世界公民”。而从个人经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人们就能够理解，是什么塑造了这位“世界公民”的内心世界。1949年1月12日，村上春树出生在日本京都，父亲曾经是一名语文教师。在日本，像他这样出生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的人，被统称为“团块世代”。他们是二战之后出生的第一批“婴儿潮”中的一员，亲眼见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拥有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除此之外，村上春树还是家中的独子，这个身份，让他充分享有家中充足的书籍、唱片等文化资源，却又让他一直缺少同龄伙伴。而与父亲在情感和观念上的隔阂，更是加剧了他的孤独感。

　　四十多年来，善于文坛长跑的村上春树，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他早已收获了口碑和销量，其作品却常常遭到误读甚至误解。总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是“青春文学”“通俗文学”，不够深刻，甚至质疑他是否够格成为“诺奖候选人”。但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村上春树的作品质量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对他们而言，村上的作品还有很大的解读和挖掘空间。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国际文学空间中的可见性还是写作深度，村上春树作品的优秀都是实至名归的。他之所以给人通俗的印象，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待学界进一步去挖掘和研究。”

　　17岁少年“我”与16岁少女“你”陷入炽热的恋情，“你”却在某一天彻底消失于现实世界。为此，“我”曾抛弃自己的影子，前往一座被“不确定的墙”隔绝的虚拟小城，去从事阅读旧梦的工作，只为与留在那里的“你”朝夕相处。二十多年后，回到现实世界、人到中年的“我”突然被梦境驱使，来到日本一座偏僻的小镇图书馆担任馆长。“我”在图书馆邂逅了前馆长子易先生、咖啡馆女老板和一位穿着黄色潜水艇图案夹克的孤僻少年，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也记挂着心中那座虚拟小城。最终，“我”再度越过变幻不定的墙，前往虚拟小城，在那里和夹克少年重逢，少年选择永久留在小城生活，“我”则下定决心再次回归现实。

　　早期的村上春树，的确有一个阶段是在不厌其烦地书写着青年们的情感故事。这些写作的素材既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也是他选择的一种写作策略——因为青年角色总是受欢迎的。村上春树新书《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中文版译者、翻译家施小炜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此前，村上春树几乎全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他笔下的主人公没有和作者一样渐入老境，而是青春永驻，永远定格在了青涩、美好的年代。这样的设定是颇为“讨巧”的，能为他的小说赢得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因为年轻人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取同龄人的共鸣，中老年人也可以从中看到难忘的记忆。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美国回到日本以后，村上春树想要探索大世界的心态更加明显。他曾经花费一年时间，采访了震惊世界的“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多位受害人，并以此为依据撰写了一部名为《地下世界》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他也很关注战争受害者的心理，曾多次讲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心理隔阂。晚年他还坦陈，因为得知父亲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可能间接参与过对中国人的侵害，导致他一直对战争的受害者抱有愧疚心理，甚至因此影响了自己的生育意愿。因为这些挖掘和探索，在他近年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1Q84》《刺杀骑士团长》中，人们发现，村上春树有了更宏大的视角、更深的历史感，其作品的内涵也越发深刻、厚重起来。

　　不过，成名后的村上春树，很快就不再满足于“青春文学”的定位。他立志将写小说作为毕生的职业，并开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标准要求自己。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挪威的森林》在全世界的畅销，他也获得了到美国旅居、教书的机会。从那个时期开始，村上春树就开始试图用更社会化、更宽广的视野去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期间，他开始撰写《奇鸟行状录》，开始正式探索一种带有历史感的写作方式。这篇小说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中，正面描写了日本人在战争中犯罪的耻辱感，出版后也广受好评。

　　第一次触及衰老

　　这就是《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讲述的故事。听起来，这个故事似曾相识，依然有着村上春树笔下那些童话般的隐喻和象征，也有人们熟悉的青春爱恋和对孤独的描述。这种似曾相识确有来由，因为这部小说本来就与村上春树早年的两部作品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分别是他发表于1980年，但并未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小城，及其变幻不定的墙》，以及他出版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在新作中，“读梦”“图书馆”等情节的设计，对奇妙生物独角兽的详尽描写，都能让熟悉村上作品的读者回想起《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曾出现过的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据不完全统计，早在十几年前，这本书在日本的销量就超过了一千万册，也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在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畅销多年。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树在打字机上创造的那种清新、富有想象力的独特文体，也带动了一种语言潮流。男主人公渡边那句略显怪异的情话——“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部都融化成黄油”，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时。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影响了更年轻的日本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提到，老一辈的日本作家大都不太习惯村上的“翻译腔”，但是她翻译过一些年轻日本作家的作品，其中很多人的语言都是比较“村上式”的。足见他对其他作家的影响。

　　在文学研究者们看来，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吴雨平曾在论文中提到，村上春树写作受到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旅居，这让他比“在某一个单一文化群体中的人，更容易具有多元的视角”。也就是说，这种多元视角，让他更容易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局限性，去思考更加深刻的大问题。而实际上，对战争的反感，对个人心灵自由的追求，正是村上春树写作中一贯的主题。人们只看到他描写的青春情感，却没有注意到他很早就从个人的孤独中走了出来，追求一种更加深刻、宏大的写作。

　　从讲述孤独，到关怀全人类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6期

　　很快，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就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诞生了，这部语言风格短小精悍、形式现代的小说，让他奇迹般地赢得了1979年的日本群像新人奖。此后，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天命”一般，村上春树一扫年少时的颓废作风，开始积极投身工作。他从1981年起开始全职写作，陆续出版《1973年的弹子球》《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多部长篇作品，反响强烈。很快，到了1987年，村上春树凭借一部作品到达了人生巅峰，他讲述青年男女恋爱故事与生死观的小说《挪威的森林》，销量惊人，创造出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

　　即便如此，这部新作也并不算是“旧瓶装新酒”，比起村上以往的作品，它有着精神上的突破和进步。中文版《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的编辑张齐认为，这本新书最大的突破，就是村上对老年人形象(图书馆馆长子易)的刻画，以及整部作品超乎寻常的平静感——“没有过往常见的那种较长篇幅的性描写，似乎更加深入了人物的内心，或者说，更加深入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村上春树本人在新书出版后，也曾公开承认自己这几年在心理上有了衰老感。2023年4月，他在日本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曾提到，自己没有孩子，不在公司上班，对年纪没有感觉。但有一天他换驾照时，发现自己到了需要上“高龄驾驶者课程”(即日本为70岁以上的驾驶者提供的安全课程)的年纪。因为这件事，他才突然生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