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则认为，今后出台新的考核指标时，要注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经济发达地区，和我们这种偏远地区不同，一些指标不宜全国一刀切。”

　　如果将这类本该退补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孙可说，法院可能会建议检察院延期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延期审理的次数最多不超过2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而每延期审理一次，也会影响“案-件比”的考核，“还不如一开始就退补”。

　　近段时间，地方检察院开始响应。10月31日，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在相关会议上表态，从即日起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执行“一取消三不再”决定。

　　该文还称，“案”的选取是在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件数(剔除受理审查起诉后改变管辖的案件数)外，加上不捕复议、不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中维持原决定的案件数，作为“案”的基准数。“件”的选取，除了“案”的基准数外，共有16项业务活动计入“件”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不批捕复议、不批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不起诉复议、不起诉复核等。

　　在2019年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提出了“案-件比”的概念，2020年4月，最高检颁布《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标志着检察机关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建立。

　　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基层还有一些其他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万毅发表过《检察官绩效考核制度实证研究——以S市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一文，文中称，某市制定的考核指标细则中，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判无罪的案件，每名检察人员扣30分。公诉部门存疑不起诉的，每人扣10分。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改捕，每人扣10分。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6期

　　考核如何能更科学？

　　她强调，“案-件比”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程序效率，避免程序空转，达到案结事了的诉讼效果，在当前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一些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中，还是需要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并发挥诉讼程序的纠错功能，对此不能设置考核上的负面评价指标，因此取消“案-件比”考核具有利大于弊的效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最让基层检察官头疼的考核任务，恐怕就是“案-件比”了。为了应对考核，基层检察官不愿把一些本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以下简称“退补”)的案件退补；为提高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提前跟法官沟通量刑；为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反复提审嫌疑人劝其认罪认罚。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原处长张南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察机关的主责主业是法律监督，这也是检察官的本职工作。考核和评分标准不合理，会起到反作用，甚至会导致出现冤假错案。对检察官的考核，应侧重其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业务，促使他们在保证案件质量和检察监督上下功夫。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案-件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存在形式化的弊端。“案-件比”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各地检察机关不断追求该项考核指标在数值上的完美状态，很可能使一些本应发挥纠错功能的程序倒流机制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运转，加剧了报后即捕、捕后即诉的负面影响。

　　我国检察官考核政策在不断变迁调整。1995年，最高检印发的《检察官考核暂行规定》规定：“检察官考核的内容包括：检察工作实绩；思想品德；检察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重点考核检察工作实绩。”

　　孙可说，其实最高检未对不捕率做明确要求，但地方上非常“卷”，通常会层层加码。“2021年，我们市检察院要求县检察院不捕率在20%左右，有些地方为了超额完成考核任务，担心排名靠后，又自我加压，相关区县检察院的不捕率达到45%左右。”

　　张庆军任检察官时曾当选过“省级优秀公诉人”，现为浙江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有些案件确实疑难复杂，比如涉黑案件、经济犯罪案件等，往往在短期内办不完，需要退补。但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承办检察官明知案件在公安侦查阶段存在事实不清、客观证据缺失等问题，却不敢退补。

　　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认罪认罚适用率较高是贴合实际的。“毕竟获刑三年以下的轻刑案件占比很高，对这类案件的嫌疑人认罪认罚是最优选择。”最高检的数据也显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以上。

　　让广大检察人员不被数据所困、不为考核所累，多位受访的检察官和法学专家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检明确砍掉不当考核后，检察官将得到“松绑”。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重视。近日，最高检在一次分析研判检察办案质效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有一些检察机关、检察人员过于关注数据指标、考核排名，把工作着力点放在片面追求数据好看、排名靠前上，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高质效办案上。“究其原因，不当考核是重要因素。”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在会议上说，在全国范围内用一组指标、一个标准、一套数据来衡量、评价各地检察履职优劣，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合理，不符合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不符合司法工作规律、检察工作规律。

　　福建省一位基层检察官张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经承办一起盗窃案件，该案件从卷宗看，不像是疑难复杂案件，但是涉及诸多证据鉴定问题。他在办理该案时，用了2次退补，因此这个案子的“案-件比”就变为了1:3。为了查明案情，他还到被害人的居住地去走访，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的调查成本非常高，有些案件的确是需要退补的。”

　　孙可表示，他所在的检察院近年来非常“卷”，市检察院要对基层检察院考核，每个季度都要开一次全市检察系统的季度考评会。不但要在大会当众宣读排名，排名靠后的基层检察院检察长还得上台做检讨，之后排名通报纸质版会下发各检察院。所以，基层检察院的检察长压力很大。

　　事实上，检察官这种顾虑具有普遍性。据媒体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印波曾在7个省份的检察院调研，让他惊讶的是，因为有些地方是按人头计算“案-件比”，退补一起多人犯罪的案件就会显著拉高“案-件比”，很多检察官都不敢退补。

　　据孙可所知，某县检察院检察长因为考核排名低，又不愿上台检讨，后来辞去了检察长职务。

　　张庆军认为，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不是审判机关。但现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采纳率居高不下，说明很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最后都被法院采纳，这样的采纳率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相悖的，影响了法院的定罪权和量刑权。

　　“比如有的案子，公安机关知道不构成批捕条件，所以没有移送到检察院。但是我们为了把不捕率提上去，就主动让公安机关‘帮忙’，让他们把治安处罚案件送到检察院提请批捕，然后，我们再向公安机关做出不批捕决定书。我们也明知这些案件构不成批捕条件，这么做只为完成不捕率。”孙可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

　　2020年6月，有两名河北省检察院人员在《河北法治报》发文称，“案-件比”中的“案”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具体案件，“件”是指这些具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诉讼环节。“案-件比”是二者之间的一组对比关系。举例说，公安机关立案是一件，检察机关起诉是一件，法院审判又是一件。一个案子，被不同的办案环节统计成3件。“案-件比”可以表述为1:3。随着诉讼环节的增多，“案”和“件”比值中的分母还会增加，“件”数越高，“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多，办案时间可能就越长；反之，说明“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少，办案时间越短。

　　何为“案-件比”？在司法实践中，其又因何成为制约检察官退补的因素？

　　“认罪认罚适用率”也存在争议。根据《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想方设法应付不合理考核

　　目前，最高检尚未明确“一取消三不再”后新的考核细则。曾担任过检察官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建议，今后考核指标的设定要围绕效果目标，增加多方评价，如其他员额检察官、办案民警、律师、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通过办案效果反馈，来倒逼检察官在办案中认真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