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最让基层检察官头疼的考核任务，恐怕就是“案-件比”了。为了应对考核，基层检察官不愿把一些本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以下简称“退补”)的案件退补；为提高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提前跟法官沟通量刑；为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反复提审嫌疑人劝其认罪认罚。

　　如果这类案件没有延期审理，正常开庭，那么在庭审时，公诉人就可能会很被动，并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

　　我国检察官考核政策在不断变迁调整。1995年，最高检印发的《检察官考核暂行规定》规定：“检察官考核的内容包括：检察工作实绩；思想品德；检察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重点考核检察工作实绩。”

　　孙可则认为，今后出台新的考核指标时，要注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经济发达地区，和我们这种偏远地区不同，一些指标不宜全国一刀切。”

　　正如胡增瑞所说，案件毕竟不同于流水线制作出的物品，“制定新的考核指标时，应充分尊重司法案件的规律和本质，必须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比如有的案子，公安机关知道不构成批捕条件，所以没有移送到检察院。但是我们为了把不捕率提上去，就主动让公安机关‘帮忙’，让他们把治安处罚案件送到检察院提请批捕，然后，我们再向公安机关做出不批捕决定书。我们也明知这些案件构不成批捕条件，这么做只为完成不捕率。”孙可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

　　据孙可所知，某县检察院检察长因为考核排名低，又不愿上台检讨，后来辞去了检察长职务。

　　目前，最高检尚未明确“一取消三不再”后新的考核细则。曾担任过检察官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建议，今后考核指标的设定要围绕效果目标，增加多方评价，如其他员额检察官、办案民警、律师、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通过办案效果反馈，来倒逼检察官在办案中认真履职”。

　　据正义网2023年报道，自2018年认罪认罚制度确立，其适用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检察机关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超过9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8%，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6个百分点。

　　该文还称，“案”的选取是在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件数(剔除受理审查起诉后改变管辖的案件数)外，加上不捕复议、不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中维持原决定的案件数，作为“案”的基准数。“件”的选取，除了“案”的基准数外，共有16项业务活动计入“件”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不批捕复议、不批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不起诉复议、不起诉复核等。

　　张庆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完全取消对检察官的考核并不现实，很多考核是有意义的，比如在公安侦查阶段，办案人员如果存在不让律师会见、不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问题，律师就可以向检察院反映(检察院的考核指标中包含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这种考核指标如果取消，很可能导致检察官缺少监督公安机关的动力。

　　“一个案件的正常提讯可能一到两次就足够了，为了做到认罪认罚，有检察官会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守所提审。”有媒体援引一位原检察官的话报道称。

　　2020年6月，有两名河北省检察院人员在《河北法治报》发文称，“案-件比”中的“案”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具体案件，“件”是指这些具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诉讼环节。“案-件比”是二者之间的一组对比关系。举例说，公安机关立案是一件，检察机关起诉是一件，法院审判又是一件。一个案子，被不同的办案环节统计成3件。“案-件比”可以表述为1:3。随着诉讼环节的增多，“案”和“件”比值中的分母还会增加，“件”数越高，“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多，办案时间可能就越长；反之，说明“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少，办案时间越短。

　　近段时间，地方检察院开始响应。10月31日，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在相关会议上表态，从即日起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执行“一取消三不再”决定。

　　“案-件比”下的退补顾虑

　　不过，“案-件比”的考核指标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起到了反作用。

　　如果将这类本该退补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孙可说，法院可能会建议检察院延期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延期审理的次数最多不超过2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而每延期审理一次，也会影响“案-件比”的考核，“还不如一开始就退补”。

　　胡增瑞曾在江苏省一地级市检察院做过7年检察官，从事过公诉、批捕工作，现为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中心主任。

　　张庆军也表示，考核指标与单位荣誉挂钩，也与检察官个人职务晋升挂钩，考核指标如果在同级检察院系统排名靠前，本院领导升迁的概率也就更大，反之则会被点名通报批评。所以，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考核，部分检察官会想方设法完成。

　　他表示，律师无法向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做出许诺，而在上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恐怕是违心的，这也势必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曾有一位中级法院法官跟我说，从他的工作看，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申诉案件在不断增加，甚至一些认罪认罚的案件的当事人后来也在申诉。”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案-件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存在形式化的弊端。“案-件比”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各地检察机关不断追求该项考核指标在数值上的完美状态，很可能使一些本应发挥纠错功能的程序倒流机制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运转，加剧了报后即捕、捕后即诉的负面影响。

　　想方设法应付不合理考核

　　在2019年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提出了“案-件比”的概念，2020年4月，最高检颁布《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标志着检察机关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建立。

　　张庆军认为，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不是审判机关。但现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采纳率居高不下，说明很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最后都被法院采纳，这样的采纳率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相悖的，影响了法院的定罪权和量刑权。

　　张庆军说，事实上，《刑事诉讼法》对不同案件的审理期限都有明确规定，只要按期办理就可以，如果认为法律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修改等方式调整。没必要在法律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考核再对退补等流程做出约束。这么做，等于把内部管理制度凌驾于刑诉法之上。

　　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认罪认罚适用率较高是贴合实际的。“毕竟获刑三年以下的轻刑案件占比很高，对这类案件的嫌疑人认罪认罚是最优选择。”最高检的数据也显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以上。

　　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基层还有一些其他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万毅发表过《检察官绩效考核制度实证研究——以S市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一文，文中称，某市制定的考核指标细则中，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判无罪的案件，每名检察人员扣30分。公诉部门存疑不起诉的，每人扣10分。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改捕，每人扣10分。

　　对检察机关内部统计而言，理想的“案-件比”应当是1:1，即一个案子进入检察机关后，在经过诉讼程序后一次性办结，这样司法资源投入最少。因此，“案-件比”被形象地称为衡量司法办案质效的GDP。

　　考核如何能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