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有两名河北省检察院人员在《河北法治报》发文称，“案-件比”中的“案”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具体案件，“件”是指这些具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诉讼环节。“案-件比”是二者之间的一组对比关系。举例说，公安机关立案是一件，检察机关起诉是一件，法院审判又是一件。一个案子，被不同的办案环节统计成3件。“案-件比”可以表述为1:3。随着诉讼环节的增多，“案”和“件”比值中的分母还会增加，“件”数越高，“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多，办案时间可能就越长；反之，说明“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少，办案时间越短。

　　另一个受争议的考核指标，是量刑建议采纳率(指法院对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的采纳比率)。孙可说，他所在的检察院，量刑建议采纳率低于90%就扣分。“法官在量刑方面，比检察官专业。我们为了把量刑建议采纳率提上去，有时不得不去找法官提前沟通。”

　　张庆军说，事实上，《刑事诉讼法》对不同案件的审理期限都有明确规定，只要按期办理就可以，如果认为法律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修改等方式调整。没必要在法律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考核再对退补等流程做出约束。这么做，等于把内部管理制度凌驾于刑诉法之上。

　　张庆军任检察官时曾当选过“省级优秀公诉人”，现为浙江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有些案件确实疑难复杂，比如涉黑案件、经济犯罪案件等，往往在短期内办不完，需要退补。但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承办检察官明知案件在公安侦查阶段存在事实不清、客观证据缺失等问题，却不敢退补。

　　他表示，律师无法向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做出许诺，而在上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恐怕是违心的，这也势必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曾有一位中级法院法官跟我说，从他的工作看，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申诉案件在不断增加，甚至一些认罪认罚的案件的当事人后来也在申诉。”

　　“我们发现一些可以让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建议检察官退补，但是有的检察官表示，涉及‘案-件比’的考核，他们没有动力退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胡增瑞这样说。

　　她强调，“案-件比”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程序效率，避免程序空转，达到案结事了的诉讼效果，在当前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一些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中，还是需要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并发挥诉讼程序的纠错功能，对此不能设置考核上的负面评价指标，因此取消“案-件比”考核具有利大于弊的效果。

　　“案-件比”下的退补顾虑

　　该文还称，“案”的选取是在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件数(剔除受理审查起诉后改变管辖的案件数)外，加上不捕复议、不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中维持原决定的案件数，作为“案”的基准数。“件”的选取，除了“案”的基准数外，共有16项业务活动计入“件”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不批捕复议、不批捕复核、批捕(不批捕)申诉、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不起诉复议、不起诉复核等。

　　一些基层检察官已感受到了变化。孙可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此前，他所在的检察院要求，监督立案率(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并确保依法立案的比例)的考核要求要达到100%。“以前，我们担心有些案件监督不成，影响考核，就对相关案件不上系统(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系统)。近日，市检察院告知我们，今后不考核这项了，不管是否监督成功，如实上系统就行。”

　　张庆军也表示，考核指标与单位荣誉挂钩，也与检察官个人职务晋升挂钩，考核指标如果在同级检察院系统排名靠前，本院领导升迁的概率也就更大，反之则会被点名通报批评。所以，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考核，部分检察官会想方设法完成。

　　让广大检察人员不被数据所困、不为考核所累，多位受访的检察官和法学专家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检明确砍掉不当考核后，检察官将得到“松绑”。

　　她表示，所谓“争议性”案件，包括社会争议的案件，即社会影响重大、争议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内部争议的案件，如主办检察官和部门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案件，检委会中存在不同意见的案件，同案不同处理的案件等；控辩发生较大争议的案件，如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等。对于各方均认可的不起诉等案件，则无须纳入案件实质评查的范围。

　　如果这类案件没有延期审理，正常开庭，那么在庭审时，公诉人就可能会很被动，并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

　　对检察机关内部统计而言，理想的“案-件比”应当是1:1，即一个案子进入检察机关后，在经过诉讼程序后一次性办结，这样司法资源投入最少。因此，“案-件比”被形象地称为衡量司法办案质效的GDP。

　　在2019年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提出了“案-件比”的概念，2020年4月，最高检颁布《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标志着检察机关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建立。

　　刘艳红认为，接下来的考核体系建设重点应当是如何确定进入案件评查的案件范围，以及具体的案件评查方式和评查结果的运用。尤其是在纳入案件评查的案件范围方面，目前实务机关有一种倾向，即将捕后不诉、撤回起诉、判决无罪、免予刑事处罚等案件作为重点案件，进行逐案评查，这又回归了唯结果主义导向的考核思路，深值警惕。实质化的案件评查应摒弃“不捕”“不诉”“无罪判决”等结果主义的范围选择，转向真正的“争议性”案件评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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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上述文件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2020年，最高检颁布《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确定了79类业务、160项质量指标、109项效率指标、46项效果指标，明确了三类指标的积分规则和方式。同年，最高检又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设置指标60项；2023年3月，最高检修改评价指标，将指标精简至46项；2024年1月，再次修改，将指标精简至38项。直到9个月后，最高检做出“一取消三不再”的决定。

　　不过，对认罪认罚的评价，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胡增瑞称，认罪认罚制度变相减少了律师辩护空间，从过高的比例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已经被转移到以认罪认罚为中心了。“因为在检察院时，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到法院庭审就是走个过场。特别是在对认罪认罚率考核后，检察官就会有动力在提起公诉前，做大量工作让嫌疑人认罪认罚。”

　　何为“案-件比”？在司法实践中，其又因何成为制约检察官退补的因素？

　　张庆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完全取消对检察官的考核并不现实，很多考核是有意义的，比如在公安侦查阶段，办案人员如果存在不让律师会见、不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问题，律师就可以向检察院反映(检察院的考核指标中包含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这种考核指标如果取消，很可能导致检察官缺少监督公安机关的动力。

　　近段时间，地方检察院开始响应。10月31日，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在相关会议上表态，从即日起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执行“一取消三不再”决定。

　　事实上，检察官这种顾虑具有普遍性。据媒体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印波曾在7个省份的检察院调研，让他惊讶的是，因为有些地方是按人头计算“案-件比”，退补一起多人犯罪的案件就会显著拉高“案-件比”，很多检察官都不敢退补。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6期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重视。近日，最高检在一次分析研判检察办案质效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有一些检察机关、检察人员过于关注数据指标、考核排名，把工作着力点放在片面追求数据好看、排名靠前上，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高质效办案上。“究其原因，不当考核是重要因素。”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在会议上说，在全国范围内用一组指标、一个标准、一套数据来衡量、评价各地检察履职优劣，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合理，不符合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不符合司法工作规律、检察工作规律。

　　2002年，最高检颁布《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明确：“以考核干警的能力、绩效为核心，探索建立能级管理机制。在明确内设机构和工作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分类分级明确工作目标，以动态考核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行全员能力和绩效考核，奖优罚劣。改善完善业务工作考核办法，注重对办案质量、效率和综合效果的考核评价。”

　　胡增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前不久办过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一直是被取保候审，他查阅卷宗后深入挖掘案件事实，根据犯罪嫌疑人描述，坚信这是一起无罪案件，当事人也不认罪。“但后来检察官跟他说，如果不认罪认罚，就对嫌疑人批捕，如果认罪认罚，就可以向法院建议缓刑。最终，嫌疑人选择了认罪认罚，目前，该案已经移送法院。”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原处长张南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察机关的主责主业是法律监督，这也是检察官的本职工作。考核和评分标准不合理，会起到反作用，甚至会导致出现冤假错案。对检察官的考核，应侧重其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业务，促使他们在保证案件质量和检察监督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