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军说，事实上，《刑事诉讼法》对不同案件的审理期限都有明确规定，只要按期办理就可以，如果认为法律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修改等方式调整。没必要在法律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考核再对退补等流程做出约束。这么做，等于把内部管理制度凌驾于刑诉法之上。

　　发于2024.12.16总第116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胡增瑞认为，“案-件比”考核的制定初衷是好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起诉期，经过“二退三延”(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并且可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最长可达六个半月。实践中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检察官对一些案件以“重大疑难复杂”为借口久拖不办，制定“案-件比”的考核指标后，可以促使他们不要随意延长办案期限。

　　福建省一位基层检察官张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经承办一起盗窃案件，该案件从卷宗看，不像是疑难复杂案件，但是涉及诸多证据鉴定问题。他在办理该案时，用了2次退补，因此这个案子的“案-件比”就变为了1:3。为了查明案情，他还到被害人的居住地去走访，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的调查成本非常高，有些案件的确是需要退补的。”

　　对检察机关内部统计而言，理想的“案-件比”应当是1:1，即一个案子进入检察机关后，在经过诉讼程序后一次性办结，这样司法资源投入最少。因此，“案-件比”被形象地称为衡量司法办案质效的GDP。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重视。近日，最高检在一次分析研判检察办案质效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有一些检察机关、检察人员过于关注数据指标、考核排名，把工作着力点放在片面追求数据好看、排名靠前上，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高质效办案上。“究其原因，不当考核是重要因素。”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在会议上说，在全国范围内用一组指标、一个标准、一套数据来衡量、评价各地检察履职优劣，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合理，不符合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不符合司法工作规律、检察工作规律。

　　据正义网2023年报道，自2018年认罪认罚制度确立，其适用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检察机关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超过9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8%，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6个百分点。

　　我国检察官考核政策在不断变迁调整。1995年，最高检印发的《检察官考核暂行规定》规定：“检察官考核的内容包括：检察工作实绩；思想品德；检察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重点考核检察工作实绩。”

　　“我们发现一些可以让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建议检察官退补，但是有的检察官表示，涉及‘案-件比’的考核，他们没有动力退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胡增瑞这样说。

　　正如胡增瑞所说，案件毕竟不同于流水线制作出的物品，“制定新的考核指标时，应充分尊重司法案件的规律和本质，必须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张庆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完全取消对检察官的考核并不现实，很多考核是有意义的，比如在公安侦查阶段，办案人员如果存在不让律师会见、不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问题，律师就可以向检察院反映(检察院的考核指标中包含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这种考核指标如果取消，很可能导致检察官缺少监督公安机关的动力。

　　张庆军任检察官时曾当选过“省级优秀公诉人”，现为浙江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有些案件确实疑难复杂，比如涉黑案件、经济犯罪案件等，往往在短期内办不完，需要退补。但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承办检察官明知案件在公安侦查阶段存在事实不清、客观证据缺失等问题，却不敢退补。

　　一些基层检察官已感受到了变化。孙可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此前，他所在的检察院要求，监督立案率(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并确保依法立案的比例)的考核要求要达到100%。“以前，我们担心有些案件监督不成，影响考核，就对相关案件不上系统(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系统)。近日，市检察院告知我们，今后不考核这项了，不管是否监督成功，如实上系统就行。”

　　想方设法应付不合理考核

　　目前，最高检尚未明确“一取消三不再”后新的考核细则。曾担任过检察官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建议，今后考核指标的设定要围绕效果目标，增加多方评价，如其他员额检察官、办案民警、律师、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通过办案效果反馈，来倒逼检察官在办案中认真履职”。

　　12月5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称，今年10月最高检先后召开检委会、党组会，决定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不再执行检察业务评价指标体系，不再设置各类通报值等评价指标，不再对各地业务数据进行排名通报(下称“一取消三不再”)。

　　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基层还有一些其他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万毅发表过《检察官绩效考核制度实证研究——以S市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一文，文中称，某市制定的考核指标细则中，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判无罪的案件，每名检察人员扣30分。公诉部门存疑不起诉的，每人扣10分。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改捕，每人扣10分。

　　不过，童建明也在上述最高检的发布会上强调，取消一切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不是取消所有考核，更不是不要管理、放任“躺平”，而是要优化、转变管理模式，切实、真正把检察管理从简单的数据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上来。

　　何为“案-件比”？在司法实践中，其又因何成为制约检察官退补的因素？

　　不过，“案-件比”的考核指标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起到了反作用。

　　孙可说，其实最高检未对不捕率做明确要求，但地方上非常“卷”，通常会层层加码。“2021年，我们市检察院要求县检察院不捕率在20%左右，有些地方为了超额完成考核任务，担心排名靠后，又自我加压，相关区县检察院的不捕率达到45%左右。”

　　胡增瑞曾在江苏省一地级市检察院做过7年检察官，从事过公诉、批捕工作，现为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中心主任。

　　2020年6月，有两名河北省检察院人员在《河北法治报》发文称，“案-件比”中的“案”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具体案件，“件”是指这些具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诉讼环节。“案-件比”是二者之间的一组对比关系。举例说，公安机关立案是一件，检察机关起诉是一件，法院审判又是一件。一个案子，被不同的办案环节统计成3件。“案-件比”可以表述为1:3。随着诉讼环节的增多，“案”和“件”比值中的分母还会增加，“件”数越高，“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多，办案时间可能就越长；反之，说明“案”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少，办案时间越短。

　　如果这类案件没有延期审理，正常开庭，那么在庭审时，公诉人就可能会很被动，并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

　　让广大检察人员不被数据所困、不为考核所累，多位受访的检察官和法学专家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检明确砍掉不当考核后，检察官将得到“松绑”。

　　“认罪认罚适用率”也存在争议。根据《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认罪认罚适用率较高是贴合实际的。“毕竟获刑三年以下的轻刑案件占比很高，对这类案件的嫌疑人认罪认罚是最优选择。”最高检的数据也显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以上。

　　多位受访者称，除了“案-件比”，检察官还面临不捕率、量刑建议采纳率、认罪认罚适用率等多种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