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有史以来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自身遇到的问题，数千名公益伙伴于11月23日相聚杭州，历时两天，通过2场主论坛、14场平行论坛等活动，在以“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为主题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中，找寻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打破当代公益僵局、穿越社会下行周期的解药。

基金会论2024年会慈善市集现场

找寻信任的本源

当下公益组织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的？在开幕式上，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首席执行官梁海光作为中小型公益组织的代表，发表了年度观察。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首席执行官梁海光发言

梁海光收集了多位一线公益伙伴的想法，发现大家所形成的共识是“信任危机已经导致了公众捐赠意愿的缺失”，这直观地表现在今年部分节点捐赠数据的下降。经济下行或可以解释为何整体捐赠数据下降，而摆在公益人面前更直接的反馈是，因为河南儿慈会的事件，部分捐赠人已经无法再给予公益组织任何信任。

梁海光坦言，“当一个社会不能够建立信任关系时，对我们民间公益组织，尤其对于中小公益组织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惜好我们的羽毛，一起把公益的信任建立好。”

这也是本次年会的出发点之一——探讨公益行业如何克服信任困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彼此信任合作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诚信、透明和高效的运作，一点一滴地积累。”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民政部原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在开幕致辞上总结道，“高质量的慈善，不仅在于捐赠的数量，更在于善款使用的每一个环节是否真正落实、每一个项目活动是否真正有效、每一份善意是否实现最大的价值。”

但实际上，对于资源有限、品牌知名度低、抵御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型公益组织而言，高质量的慈善实践起来困难重重。梁海光表示，放眼望去，现在对草根机构进行资助的基金会日益稀少，而且部分基金会似乎更愿意把公益组织当作是简单的执行机构或联合劝募的伙伴。济南市睦恩公益服务中心主任燕操用一句话来概括公益组织最核心的存在价值，即立足议题，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只是执行别人交付的事项。

对此，梁海光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为中小型公益组织提升社会信任度提供了几个建议：首先，调整自己的心态，拥抱变化，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其次，要努力找到对标的机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将使命、愿景、价值观等理念由内而外地传递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最后，用心地与捐赠人、志愿者、合作伙伴和政府部门等相关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梁海光认为最重要的传播策略，也在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的讲话中得到申张。陈行甲谈起建立起公众信任的方法，只强调了一个要点：公益慈善人要勇敢地做好公众传播和社会连接。

陈行甲说，“时代前进好比是一辆快车，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太多人享受到了时代前进的快车的福利。但是时代的快车，它轰轰隆隆地向前扬起的灰尘，遮盖了好多落伍者的身影；它轰轰隆隆前进的车轮声也遮盖了好多弱势者的叹息甚至呻吟声。”落伍者应当被听见、被看见、被陪伴、被采取行动，陈行甲定义自己如今作为公益人的社会生态位，正是时代的“断后者”，这也是公益慈善行业伙伴共同的社会定位。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发言

陈行甲指出，面对广大的社会需求，靠数十万公益慈善人默默地全力以赴远远不够，而是要动员多数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行动。那么，公益人就应该更勇敢、更大方地向公众传播和展示项目，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了解。以亲身经历为例，陈行甲从去年开始进入自媒体行业，现在在三个视频平台已经积累到600万粉丝。

落到具体执行层面而言，在“资源流向好项目：卡点、原因及解决方案”平行论坛上，参会嘉宾就如何定义和识别好项目，如何让资源流向好项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陶传进从行动者和资源方的不同视角出发，指出无论是运作方还是资源方，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希望社会越来越好，对于“好”的表述可能不同，但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公益组织寻找到项目价值要与资源方内心的期盼相吻合的项目，就能慢慢打动资源方，并且与资源方建立起平等紧密的伙伴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陶传进发言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强调，公益组织的独特价值是底层价值，指的是对社会进步最大的贡献，而不是显性的功能性价值。南都公益基金会去年曾做过战略调研，发现很多组织的项目卡在了八字图中间，它们的工作无异于资金搬运工，缺失了独特价值和附加价值。

论及对未来的期待，行业伙伴无一不提及，行业里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要尊重、要互信、要互利共赢。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副院长周俊用"公益慈善的资源链"形象地解释公益慈善行业的生态特征，基金会处于上游位置，执行机构处于下游位置。它们同时形成一个闭环的链条，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有机成分缺一不可，彼此之间有依赖关系。“公益慈善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广泛参与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要求公益组织必须坚持多元、开放、合作、共建，增进彼此互信，积极团结上下游合作伙伴。”孙伟林如是说。

全面加强监管下的容身之所

梁海光在开幕式圆桌对话环节观察到一个事实：现在对公益组织的监管要求也越来越严、越来越高。据他身边的一线伙伴所说，很多月捐项目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做了，因为备案号没办法续。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在“规范募捐新浪潮下，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平行论坛的开场致辞中提到，过去一两年间募捐相关的法律法规变化很快，《慈善法》先进行修订，《公开募捐管理办法》随之修订后也很快出台。

谭红波说，“这么多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修订，其中一条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互联网公开募捐的相关规定。今年很多公募组织都有这样的感受，感受到在募捐新规下我们有更多的责任与压力。”

在募捐法规之外，公益行业所面临的整体政策环境也在全面收缩，监管力度加大。慈善公益行业里有一种现象叫作“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指的是行业里如果有一家组织出现问题，其他组织都要承担代价。有公益从业者认为，越强调合规，政府和平台对基层组织的约束会越来越多，监管会越来越强，导致进入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说法，作为慈善领域法律实务资深从业者，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首先强调，政府在依法治理和依法合规时，永远不仅仅只针对公益机构，法律法规对于政府自身也作了合规限制，任何一方都不能逾越。

何国科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必须要合规：慈善正面临从单一模式到更专业、更有效的模式转变，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只针对单一捐赠，远不能规制当下因为专业服务和创新方式而出现的问题。在互联网的裹挟下，受少部分“伪善”的影响，公众对慈善所出现的漏洞零容忍。他建议在全面加强监管的环境下，政府出台更多指南性、指导性的文件，而今年民政部很多文件之中已经出现这种倾向。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平行论坛总结演讲时也表示，政府的立法合规与公益组织的自身追求，其实是一个互动性的关系。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互联网筹款负责人邓格格积极地理解了这种互动关系，并对于目前的出台的法律法规持肯定态度，“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政府对我们的监管也更加深入和细化，其实是对于整个慈善的行业基础建设和法律保障都起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外部监管环境的缩紧对联劝公益基金会来说也是一种启示，邓格格表示，现在联劝公益基金会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内部监管和制度完善。在新《慈善法》修订以后，联劝公益基金会内部做了非常多的新《慈善法》条例解读和培训工作，就在前段时间，他们邀请何国科律师做线上培训，一条一条解读当下法律条款。

对于公益组织该如何自处，郑州市金水区大有启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高卉用一场主题为“自律是组织的生命线也是增长点”的演讲，讲出了自己的答案。高卉所在的机构非常小，她说，每年机构的庆生都是名副其实的庆生，庆祝还没有死，这就是“庆生”。

“从理性层面来讲，自律和合法合规肯定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是自律也有其独立的价值。合规是别人让我不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自律是我自己觉得我哪些绝对不能干。”高卉面对不明来源的钱就倍感惶恐，站在受助方角度，不知出处的钱其实可以收下，但高卉不接，这是一种自律。

在高卉看来，自律不仅仅是一个“紧箍咒”，也是“金箍棒”，是“火眼金睛”，“你不要害怕从这个圈里不能出去，因为它阻拦的是鬼，不是人。”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主任梅若曾遇到过，百万粉丝量级网红博主试图在机构宣传物料中插入口播广告，被梅若发现后终止合作。对方商务打电话给梅若，想以该视频带来的上亿流量和撬动的巨大捐赠额说服梅若，梅若也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万一商业出问题，你在其中是否有连带责任，这是说不清楚的。当舆论大众发酵的时候，你没有解释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组织自律的受益者不仅是组织自身，最终也会作用于行业自律。刘婉媛在年度观察里也说道，“如果没有更好的行业自律，就会有更严苛的监管。如果没有建立在规范管理之上的合作，行业生态就会恶化下去。”

当看到论坛上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谈论价值和理念，比如说回归本源、回归价值，谈及人的主体性、公共性，贾西津非常欣喜和感动。在她看来，建立信任、建立自律秩序和自由秩序是非常广泛的共识。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发言

“如果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良性秩序，就是公益回归价值伦理，政府的规制降到法制底线，公众发现公益本质就是公共善，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没有人会反对公益。公益人本身在深度理解价值、传播价值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改变生存环境，这也是公共善。”贾西津说。

公益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其实我自己内心对公益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充满了热爱和崇敬之心，但我觉得这件事太难做了。我经常问自己说，我们怎么能够让公益可持续，怎么能够让这个公益组织可持续。”阿里巴巴合伙人、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半暖公益发起人闻佳在闭幕式上，就提升公益组织生命力的第一个建议是“运营”。

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7年9月，由阿里巴巴12位女性合伙人发起，致力于陪伴农村家庭践行科学养育，实现农村儿童在生命早期的平等发展。闻佳发现，有些非常优质的项目一旦涉及运营的问题，落地就非常困难。情感驱动只能给基金会提供一段时间的燃料，不是长久之计。面对重点培养的养育师的离开，闻佳意识到，“即便是基金会，也是组织。组织要走下去，必然有运营之路。”

此后闻佳和她的团队摒弃了松散的运营模式，设立了员工考核奖励体系，更用了数字化系统管理和驱动员工，最终湖畔魔豆的复课率达到80%，效果显著，同时吸引到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在新时代，基金会要做的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地用好新的生产力。”

商业运营模式在公益领域并不少见。海亮教育科技服务集团创新采用“社会企业”形式，运用民办的机制和商业的模式，极大提高组织和教育管理模式的效率。2024年，海亮教育成立了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建立起“政府+企业+基金会”三方联动模型，将社会公益行动融入乡村教育振兴。

在闭幕式的“数字技术助力高质量的慈善”圆桌对话中，就数字技术与公益组织的关系，几位嘉宾不约而同达成共识：无论采用何种工具，高质量的慈善都应以受助者为中心。青海省民和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李晶作为一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从2016年搭建一个小程序，到现在开发出完整系统，始终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中心，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数字技术提供更加有温度、有质量的服务，给资助方和受助方交出答卷。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总监曹帆和陕西省慈善协会副会长强萃萍都提及，高质量的慈善并不意味着要卷低成本的执行费，而是要卷更高质量的受助人服务。京东集团京东零售公共行业总监安柏楠说：“技术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渠道，但是技术是解决问题的必经渠道。”强萃萍补充道，“通过数字技术，我们能够跟政府部门建立起链接，能连接到村级的资源，也能更好回馈捐赠人，让他看到他的捐赠支持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也能更好触达受益人的需求。”

强萃萍进一步指出，在技术之下，如何服务到更多的受助人，需要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具有“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提升自身素质，这是当下行业枢纽组织更应该关注的议题。“数字技术并没有多么高大上，它就是一个工具、一种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它，怎么样使用它。”

谈及科技创新发展，近些年绕不开的话题是人工智能。本届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也专为人工智能开设“AI赋能公益新生态”平行论坛专场，探讨公益组织面对AI变革，拥抱AI变革的新方案，并期望整合行业内外力量实现互相帮助。

钉钉AI产品总经理麻幸林在开场演讲中指出，首先行业内要形成共识：一是人工智能正在重构整个社会的结构；二是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即将诞生。他提出，“不要把AI当作一个工具，而是要把AI当作一个思维。”

现实场景正在被AI重构，在办公室，AI正逐步融入到日常行政、财务、法务、审批等环节。作为数智化办公的底座，钉钉正在支持越来越多公益组织，能让公益组织在钉钉上进行管理、沟通、协同和服务。同时，越来越多AI+公益案例正在钉钉上出现，半暖公益心理咨询等场景都是钉钉用户借助钉钉平台和AI能力在公益上的实践。阿里AI公益小蜜，是帮助项目管理人员从立项、实施、结项、项目反馈，能更加专业高效和规范的工具。在论坛上，阿里公益产品负责人张军杰重点展示了它项目评估、打分和智能问答三个功能。

更值得欣喜的是，公益行业内，有更多伙伴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主动融合AI到自身服务领域，创造出更大科技和服务能量，“不懂技术”也不能成为公益伙伴拥抱AI的障碍。

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的日常工作是河流巡护，最原始的方式是动员志愿者在河边走，用手机拍照。为了节省人力成本，青赣环境交流中心采用无人机摄影，但这仍需要人肉眼辨识。于是，总干事刘丹下决心将AI和无人机的技术融合起来，实现对河流污染的自动巡查，以此更高效率来应对不同的河流环境问题。刘丹非科班出身，小型NGO又不同于大厂，面对技术难题，刘丹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脸皮厚”。他去询问求职平台上的技术大拿，去校友群咨询专业老师，动员理事找大厂关系，最终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和国内顶尖院校的技术支持。

正如唐昊在闭幕式上说，“公益组织是对社会问题嗅觉最敏锐的群体，解决社会问题冲锋在第一线冲的最前的一群人”，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NGO2.0）商务总监黄文在平行论坛从商业角度向公益组织发出号召，“不用担心自己的需求得不到解决，你们很多需求是非常创新、超前的。只要我们能想办法用技术力量去解决，不仅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超越商业行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