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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中国第一份展示地方ESG发展的综合性报告《2024上海ESG发展报告》发布，聚焦地方层面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政策与方案，以及ESG信息披露、指数编制及机构集聚等关键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当下，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在紧锣密鼓推进与企业ESG有关的工作。

实际上，在金融之外，城市还需在更多方面对标ESG框架，引导企业为自身营造更具韧性、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这既可为抱持长期主义的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也可为城市更好地抵御气候风险。

尤其是，经济下行时期，企业资金流往往服务于短期目标。城市尤其需要考虑设计相应机制，引导相关资源投向气候适应和减缓的工作，包括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治理方式。结合多年来走访的上海、苏州等地的街道社区、产业园区的情况，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访谈了建筑与空间标准认证、绿色金融等方面的专家，以及政府部门人士与社区基金会的从业者，总结出以下要点。

推动城市应用低碳绿色韧性的标准

因A股ESG报告强制披露等政策的推进，2024年可称为中国的ESG元年。而在全球层面，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成立为标志，ESG已有20年的发展。

总体上，作为一项针对企业的评估体系，ESG之所以被讨论和制定出来，是由于在全球层面环境运动等浪潮的推动之下，金融行业意识到，以长期主义视角看，财务性指标无法充分说明何为好公司，必须纳入更多非财务性指标。由此，我们可将环境（E）视为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所在，人类身心健康等福祉也需依托于此；将社区（S）视为缓解矛盾的手段，即通过与利益相关方达成良好关系，回应和解决环境问题；而治理（G）则是前两者的前提和保障，即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将其作为长期战略，才能减少不确定因素，长效达成以上目标。

而在中国，正式推进ESG只有一年，各方尚未充分认识到非财务性指标对自身的意义。实际上，在城市空间层面，针对社区、园区、商业综合体或单个建筑等，国际上已有不少标准评级体系，可评判其在绿色、健康与韧性等方面是否达到一定标准，如WELL、GRESB、BREEAM评估和认证等。这些标准分为若干项目，包含诸多复杂和具体的指标。虽然这类认证各有特征，比如WELL关注空间如何支持人的福祉，而BREEAM为全周期的资源能源可持续利用设置了高权重，等等，但其方向大同小异，都是提升绿色低碳和韧性，总体上可与ESG对照。同时，其背后也引领了大量相关产业和技术。

支持聋人和孤独症谱系人群就业的Lilitime咖啡馆，是一家社会企业，其一处在商业综合体里的分店，获得了国际的健康认证。 王昀 图

当下，鼓励相关机构获取这类认证，对气候的减缓和适应大有帮助。比如，北京也有政策，健康建筑可参考国际上的WELL标准。实际上，城市也可参照这类认证的要求，思考如何对相应的基础设施进行调整，或是令社区工作与之配合，承接企业ESG相关行动。当然，相应认证背后是产业和技术。在产业发展层面，由于中国的新能源相关产业和技术已有相当进步，过往要满足相关国际认证标准，每每需要进口暖通设备等，而如今中国这方面已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依靠本土设备达成相应绿色指标，在技术层面已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在引领绿色标准方面，中国已在某些领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

目前，中国也有自己的绿建评价标准等。但要引领减缓和适应的工作，还需要更为系统和完善的标准，将各项做法贯彻到实处。这类标准的制定和讨论，也需要围绕具体的城市进行。

实际上，随着气候变化风险越发频繁，在上海这类大城市，鼓励相关方面进行气候风险的预防，包括人防、技防等，其性价比会相当高。因为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智力资源也多，其单位资金的投入能为未来减少更大损失，并形成更多有效的创新办法。围绕城市空间绿色低碳韧性的更多细化标准，正需基于这类本土经验的成果而来。城市可以用更有效的气候行动引领绿色转型，支持转型效能更高的企业赢得市场，也让更多本土企业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这方面大有可为，也正与支持企业落实ESG同步。

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做更多数据开放，支持量化评估

城市是能源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耦合体。 需要强调的是，在硬件层面之外，城市还需要数据方面的开放和共享，才能令企业在本地社区所做的ESG工作，形成可见的量化效果，能够更好地与金融对接，进而支持企业在本地推进更深入的事项，如影响力投资等。

上海嘉定南翔留云湖，这片湿地可为当地缓解洪涝和高温的影响。 王昀 图

那么，城市管理者对此可如何着手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项目技术负责人周燕，整理出一套绿色科学城市评估标准及工具。这类工作可谓有很强的代表性。研究员看到，在识别出风险评估、社会项目、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项目指标体系，并提出对应的气候投融资工具之后，还要运用数字决策系统，进行追踪监测与复核，才能对可持续项目投资回报进行评估和建议。由始至终，都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往往是一些小数据就足以支撑。对在地企业的ESG而言，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以其中的城市健康韧性指标体系为例。其包含9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指标体系着重关注城区宏观经济风险、城区社会经济风险、政策保障、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城区复原力建设、灾害损失评估与重建、公共服务及配套、应急仓储物流、应急设备与基础设施的评价。而分解到二级指标时，其涉及的内容，常常缺乏相应公开统计数据的支持。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爬梳或调研获得一定的信息，但城市还需要进行更多和更完善的信息公开。比如，城市应急救援预案的推进和完善，如何与部门和街道预案衔接，等等。

实际上，对城市更多信息进行公开，会极大有助于企业ESG工作的推进，至少可以支持相应的基线数据。城市各级管理者，也可以更为主动地推进。比如，根据内部的考核指标，有方向地公开相应信息，与企业的ESG工作更有效地连接起来，进而形成政策方面的创新。

上海东明路街道街区发展中心，将社区的人和事链接起来，可以增强城市的韧性。 王昀 图

在此基础上，一项必须反复强调的工作，就是指标的量化和数据的共享。当下各地都在推进智慧城市，这方面已有很多底层平台的支撑。比如，在上海，可结合一网通办，让更多数据能够有效打通，避免数据孤岛，通过已有的大数据手段，实现对城市韧性的复核评估等，更能看到企业特定ESG项目的相关成效，可以有效对接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等。

由此，商业逻辑就会水到渠成。比如，当下绿色金融也有诸多推进，可引入和设计更多相应商业保险，以专业手段进行评估和理赔，以进一步平衡风险，提升城市整体韧性。其中也可有更多创新空间。

引导企业与周边社区项目对接，关注暂时无法量化的新议题

由于刚刚起步，中国有些企业进行ESG相关工作时，并无头绪或是流于表面。比如，研究员了解到，过往中国内地的开发商乐于主动申请前述城市空间相关国际认证，因为可从中获得更大溢价。当下面临经济不景气，仍坚持取得这类认证的，多为港资背景的开发商。其之所以参照相应标准进行营建，可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相对更愿意持守长期的价值。

在更宏观的层面，中国的企业或机构之所以愿意申请这类认证，是因为存在国际层面的股东压力，或有在香港上市的压力，类似于要满足合规要求，而非出于内生的动力。这就意味着，其实施过程中倾向于满足指标，拿到最容易实现的分数，而非真正从所在社区、租户等利益相关方出发。

实际上，城市需要面对现实状况，从中发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而不仅限于回应眼前能够被量化的指标。而企业需要回应的ESG关键议题，未必都是能够被量化的，这可令该评估体系保持开放，能够吸纳刚浮现或此前被忽略的要点。反过来，对于城市这一复杂系统而言，只有保持这样的态度，才能进一步引领ESG指标趋向完善。

也就是说，城市管理者需要引导企业关注自身所在园区或身边的社区，让利益相关方身边的问题被看见和解决。现实中，许多企业倾向于用向贫困地区捐款完成其ESG工作。扶贫自然也十分重要。但企业可让自身与周边社区形成良性的关系，员工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也蕴含着更大的创新可能性。这实际也是ESG的要义。如果企业的ESG项目成效体现为遥远的数字，员工无法充分了解其推进情况，与自身的关系微乎其微，对城市的韧性提升也难有帮助。这恰是当下普遍存在的落差，前述的种种办法正是解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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