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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吗?近日,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出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中展出了一件与之有关的文物。周朝建立之后,吸取商朝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gào)》。“禁酒令”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又与儒家思想有何关系?展览策展团队成员、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周人取代商人后,深刻反思商王朝的灭亡,认为商朝贵族酗酒成风,荒于政事,是导致商朝衰败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人的反思,凝结为中国最早的禁酒令。传世儒家经典《尚书》中的《酒诰(gào)》篇,正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于酒的告诫。
东汉 熹平石经,山东博物馆藏
在《酒诰》中,周公告诫执政者,饮酒有三点要求:
一是“无彝酒”,意为不能经常饮酒,必须有所节制;
二是“饮惟祀”,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
三是“德将无醉”,需以道德约束饮酒行为,不能喝醉。
《尚书·周书·酒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经注本
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禁酒并不仅仅关乎个人,更关乎国家的兴亡。
《酒诰》中明确提到:
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这是说,周人能够遵循文王的教诲,不沉湎于酒,故能获得商王朝的天命。
西周初年的政治反思及“禁酒令”,不仅见于传世文献,还得到了出土先秦文物的印证。
大盂鼎铭文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非本展展品)
大盂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非本展展品)
十九世纪末,青铜重器大盂鼎在陕西宝鸡出土。
大盂鼎的铭文中,正记录了周王的训命:
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矣。
其大意为,商之所以失掉天命,是因为从边远的诸侯,到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沉湎于酒,故丧失了民心。
于是,周王郑重告诫大盂鼎的作器者:
酒无敢耽。
酒无敢耽
这与前述《尚书》“不腆于酒”的记载,可谓如出一辙。
而且,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周易代的历史教训也并未被人们遗忘。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厚父》篇中说:
式克敬德,毋耽于酒。
这与《酒诰》中的“德将无醉”“不腆于酒”同样一脉相承。
式克敬德,毋耽于酒。
周人对禁酒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一种青铜礼器的命名上,这便是“禁”。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发现了一套青铜禁。这是历史上发现的三套西周酒禁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套考古发现的西周酒禁,极为珍贵。
西周 铜禁,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M3出土,宝鸡渭滨区博物馆藏
西周 铜禁,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M3出土,宝鸡渭滨区博物馆藏
西周 铜禁,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M3出土,宝鸡渭滨区博物馆藏
2012年石鼓山西周铜禁组合出土现场
什么是“禁”?
《仪礼·士冠礼》郑玄注:
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
郑玄认为,禁是盛放酒器尊的方桌,而之所以命名为“禁”,来源于戒酒,取“禁止”“禁断”之意。如今虽然不使用,但仍然陈设,以示不忘古。
可见,青铜禁成为禁酒观念的物质象征,时刻提醒人们要节制饮酒,遵礼重德。
除了“禁”之外,西周初年的“禁酒令”,还深刻影响了当时青铜器品类的变化与兴替。
出土商代酒器的品类殊为丰富。所见有爵、斝(jiǎ)、角、觚(gū)、觥(gōng)、盉(hé)、卣(yǒu)等,且制作大多十分精美,均是商代繁荣酒文化的真实反映。
西周 玉龙凤纹柄形器;商 受觚 故宫博物院藏
展览现场
可与之相对照的是,西周初年以后,上述酒器中的很多品类逐渐消失,如簠(fǔ)、盨(xǔ)、敦等一系列新的食器开始出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以食器为主的礼器组合,逐渐代替了原来的酒器组合,成为贵族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
从商人重酒,到周人重食,理应反映了西周政治观念的深远影响。
西周 格伯簋(guǐ),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 荣簋(guǐ),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 龙纹簠(fǔ),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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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中记录了孔子对饮酒的认识:
惟酒无量,不及乱。
孔子说各人饮酒的多少,没有具体的数量限制,只要不至于酒醉悖乱即可。
纵使后世不再禁酒,但孔子仍然强调喝酒应“不及乱”。这和周公所讲的“德将无醉”观念,仍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
蔡节《论语集说》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周人将“酒”与“德”相联系,极为重要。在周人的文化观念中,酒不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与国家兴衰、个人道德规范紧密相连的重要象征。而以“酒戒”所代表的修身律已精神,也成为儒家“克已复礼”道德观念的重要渊源之一。
展览“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将展至2025年1月5日。
(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公众号,作者熊长云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