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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呼和浩特11月30日电 题：红山文化为何频现龙文物？

　　——专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1906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在中国红山地区发现大量文物标本，并发表文章向世界传递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信息；1919年法国人桑志华(Emile Licent)、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亦踏足红山，并撰写文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辽宁沙锅屯洞穴发掘发现的彩陶器，被确认为属于红山文化及稍晚的小河沿文化，使得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考古专家认为，近期在内蒙古元宝山积石冢进行的考古工作，侧面证实了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联系的紧密性。积石冢内大墓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填补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

　　红山文化为何频频出现与龙有关的文物？龙对中国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中蕴含怎样的龙文化？

　　郭明：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区域，延续发展了1600年至1700年。红山文化在继承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融合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元素，实现了红山文化的连续、创新、繁荣、发展。

　　龙是诞生于北方地区的想象生物，在红山文化时期被赋予明确的文化内涵。自此，“龙文化”逐渐形成。这种兼具不同生物特征的混合型生物形象，其发展与变化应当是多种文化元素不断融合发展的缩影。龙对中国人具有特别的意义，“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自称，很多代表美好寓意与期许的词语也多与龙相关。在红山文化时期，龙开始以玉器为载体加以表现，而这类玉器也是分布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造型变化最小、构成最为一致的一类玉器。红山文化中的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红山社会的显著特征。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与融合发展，多元一体的特性。

　　中新社记者：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和近期出土的玉猪龙有怎样的史学价值？

　　郭明：目前内蒙古地区出土的玉龙，根据造型差异可分为C形龙和玦形龙两种。前者个体较大、造型较为纤细；后者器形较为厚重，新近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玉龙即属于玦形龙。C形龙的形象可向前追溯至赵宝沟文化时期，这也是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继承区域文化传统的一个例证；玦形龙则是红山文化广泛区域内发现的基本造型特征最为一致的一类器物，在后世的墓葬中有所发现，是红山文化所创造的文化因素不断延续发展的重要见证。

　　龙是红山文化时期统一社会信仰与秩序的重要标志，而玉礼器是红山文化礼制的重要载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山文化的玉器造型变化多样，以仿生造型器物为主，这是因为红山文化正处于社会整合发展的初级阶段，其重点是将区域内流行的多种造型的玉器(信仰)整合成为一个体系，因此特征较为多样，规律性并不明显。而玉龙作为玉礼器之一，则是红山文化繁复玉礼制的缩影和简化，其在红山文化区内的普遍出现则是玉礼制被广泛接受的象征。

　　“龙”的造型是不同种类生物的组合，后世的“龙”虽然其总体仍以蜷曲的身体为主要特征，却融合了更多生物的特征要素，是社会和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物质表征。红山文化的“龙”也是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由多元向一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出土的有关龙的文物，对于中华文明有何特殊含义？

　　郭明：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与龙相关的词汇也通常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密切相关，这些都表明龙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属性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从具体的形象来看，中国的龙是选取多种生物不同部位的形象组合而成的一类虚幻的生物，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统一性的集中体现，红山文化时期龙的形象相对简单，却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复合”生物的属性。不同来源特征组合而成的龙也是红山文化复杂玉礼制的简化，因此也是红山文化中重要的玉礼器，其在红山文化乃至其他文化区域内的流传是红山文化礼制被广为接受的重要标志。

　　龙形象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变化，是中华五千多年不间断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而言，玉龙的发现也提示着制度和社会信仰在社会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除了对物质文明的认识之外，对制度文明(礼制文明)的认识将为全面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完)

　　受访者简介：

　　郭明，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03年入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发表红山文化系列研究文章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