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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依托大数据平台提供精准预测服务?,致力于为用户带来实际的帮助与价值纪念|当时只道是寻常——追忆恩师王炳照先生

王炳照先生(1934.12.15-2009.10.5),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担任第三届、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教育学部人事委员会主席、《教育史研究》副主编、《教育学报》首任主编,总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通史》等三大中国教育史通史类学术巨著,在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孔子研究、书院史研究、科举史研究、蒙学研究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等领域多有卓见。王炳照先生在全国教育学科发展、特别是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代教育史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史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等各方面的贡献卓著。

王炳照先生

每个人心里大都有一个念念不忘之人,不管岁月悠长,不论阴阳相隔,一旦触动记忆的阀门,那些藏在心底的往事,恍如潮水,依然澎湃,触动心弦。

数周前,接院长通知要在12月15日举办教育史教材建设暨王炳照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会议,作为先生的小弟子,尽管我的名字忝列会议联系人之列,因有师兄坐镇,再加上是院长出面张罗,实际上没我什么事,我便依旧忙于上课,忙于教材撰写,忙于和学生们读书,忙于各种文债……我知道,潜意识中的自己在极力回避,我不想追忆先生,一如这十五年来,似乎只要我足够忙,我就会忘掉那个梦魇般的现实。随着会期临近,师母从万里之外的美国发来视频,不时有外地的同门联系,我开始心神不定,勉强自己收起鸵鸟策略,请学生去图书馆京师文库将先生指导的40多位博士生的论文封面一一拍下,准备与先生70岁生日那天的视频混剪,做个生平短片。为补充图片,趁着周末,心情还算平静,取出贴有“王老师资料”标签的移动硬盘,翻检到十四年前那批纪念文章的电子版,当时只印了论文集,未公开出版,我协助俞启定教授编选后再没看过,几乎没了印象。我打开了自己写的那篇,猝不及防,伤感席卷,往事在眼前一幕一幕打开。

一、初识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是2001年9月,在北师大研究生的“中外教育史专题”课堂上,那年我研二,属于蹭课。为了拓展学生视野,河南师大研究生院选派学生到知名高校课程联培,那年我和中文系的安娜一起到了北师大,专业方向是课程教学论,她去了文学院,我则在教育学院跟从裴睇娜教授,除去规定的学分课程,还有混在一大群访问学者中每周一次观摩裴门读书会,其他时间都归我自己,我根据自己喜好,筛选了教育、历史还有中文三个院系的课程表,开始大规模“蹭课”,只要时间错得开都会去听,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先生的。第一次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先生讲的是诸子百家终结的学术发展趋势,他讲了如何奉师命去挖掘《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的一段趣事,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原来教育史这么好玩,还可以如此做研究。课后我找来《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反复品味先生所讲内容。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坐在第一排,从未说过一句话,近距离观察课间同学们围绕上来讨论问题,我能清楚看到、听到他们的一问一答,先生声如洪钟,笑声朗朗,我被深深吸引,暗下决心,就报考先生的博士。当然,此时先生对我毫无印象。

先生上课照片

和先生的面对面的交谈,是在2002年7月。实际上,期间我曾通过裴门弟子联系到先生在读博士生何红玲师姐,她住在服务楼,因都是河南老乡,对贸然来访的我很热情,给我讲了好多趣事,主动提出带我去见先生,不巧先生出差只好作罢。社恐的我便偃旗息鼓,直到离开北京前硬着头皮打办公室电话,是否能去拜访一下,先生爽快答应。具体谈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带了束花去,先生呵呵笑着,说花很漂亮,还说一个大老头要花干什么,我简要陈述了自己的考博士的想法,不到二十分钟就告辞出来,并顺手带走了那束花。

再次见面,就是2003年3月的入学考试,当时博士招生考试还是只要报名就能来参加考试,而且为了避免考生奔波两次,都是笔试完就举行面试,印象中那年报王先生的有24人,由于报考人数多,竞争异常激烈,面试时候还临时加了新一轮笔试,要求考生选择一个教育论著或教育名篇,就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出评价,我选了《吕氏春秋》。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轮到我进去面试,面试小组中有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相对冷僻的题目,说其他同学选择的是《论语》《学记》《师说》等(后来才知道是俞启定教授问的,我当时不认识),我坦言是“投其所好”,说我以前在课堂上听王老师讲起过他和《吕氏春秋》的故事。入学后听当时负责记录的杜纲师兄讲,等我出去后,先生对我这样的回答,以及“喜欢繁体字的竖溜溜排版的书”而报考教育史、“对将来的研究方向没有考虑过”等答案,哈哈大笑。后来,先生多次和我说起这些“惊人之举”,对我“报考博士,不仅仅是老师在选学生,也是学生在选导师”的“高论”以及带走花束的率性而为,觉得这个小孩很有趣。

考前考后,都不断有人对我讲,考博士主要是看师承、人脉,甚至在等待面试的时候,一位来自京城高校的考生直接讲,说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院校的考生基本没戏,种种说辞让我有了很深的挫败感、无力感。5月份,成绩出来好几天了,我才犹犹豫豫打电话给先生,向他汇报考试成绩,并试探询问排名情况,他哈哈一笑,首先问我是否还停留在北京,“成了疫区了”,然后才说成绩他早就知道了,还说“你是报考我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你还真沉得住气,不过你专业课考的不错,排名第一”,叮嘱我要好好锻炼身体,写好毕业论文。听到这么和善、关切的话语,我一股脑地把听到的说法倒了出来,先生静静听着,最后很坚定地说,“我不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北师大的大多数老师也不会这样。”时至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带博士,每当有人询问北师大考博的情况,我都会把先生的话讲给他们听。

二、担任助教

真正和先生熟识起来,是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教育学院从博士生中挑选一批学生给导师作助教,每个月工资160元,听说由研究生院和导师共同负担。助教跟随上课、记录、批改学生作业,并负责帮导师填表、报账等跑腿的活。我被任命为先生的助教,用先生的话讲,可以比较心安地指使我干活了。

实际上,先生好多事情都事必躬亲,我可干、能干的活并不多,学生作业先生会亲自批改,每次上课先生的教案都比较认真,我这个助教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我最经常干的就是跑跑腿,去院里报账、填表,邮局取送东西。院办公室的陈强老师、刘烨老师、袁老师他们后来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刚开始他们不大记得住我的名字,看我也是一副很高大的身材,总开玩笑讲“找王老师的闺女”,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先生笑着告诉我,还饶有兴趣地给我讲了他的另外两个“干闺女”的由来。先生总讲,办公室老师很辛苦,要特别尊重他们,这些玩笑能调和气氛,大家呵呵一乐多好啊,先生经常下楼找安国才老师抽烟,“安子,到地头了,来一袋烟吧”。先生生病后期,身体特别虚弱,医生下了“禁访令”,当我们陪护的弟子告诉先生有人要来探视,先生总说“心领了,不要来回跑了”。当我给先生讲办公室老师特别想来看看他时,先生却像小孩子一样,眼睛亮晶晶的,很兴奋地策划合伙骗医生的办法,让我“中午偷偷带他们来,就说是家里亲戚”,很期待看到他们。办公室的老师如约而来,先生还强打精神,坐在沙发上和他们谈笑风生。半月后,当办公室老师听到先生离去的消息,哭成了泪人。

我一直很惭愧,这个“助教”帮不上先生什么忙。先生总是呵呵笑着,说我动作麻利,用处很大。先生不止一次笑着讲,有了我这个打字快手的支援,他逐渐打消了先前准备封笔的念头,每年都有一两篇文章问世,反响不错,几乎都会被转载。先生打字用的是“一指禅”,而且他学的是俄语,对英文、汉语拼音比较生疏,常常面对整个键盘,不知道如何下手,差不多一分钟一个字的速度,他总笑着讲,有我帮忙,他打字的水平更是止步不前。他写文章还是习惯用大16开的稿子,一笔一划地写着。看多了先生的手写稿,他的不少简写字我也能顺利猜出,慢慢地,先生就直接看我的打印稿校对、修改,我几次曾偷偷改过先生的句子,刚开始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便乖乖改回,后来,有两次居然蒙混过关,我很开心,以为自己模仿先生的口气像了,他看不出了。有一次无意间和师母聊天,她说“王老师说你总偷偷改他的句子,还说你进步很快”,我才知道先生一直都知道,只不过为了鼓励我,不当面指出罢了。

作者周慧梅读博期间与导师的合影(2004)

我做这个助教收益太多。就拿文章来说吧,我喜欢一气呵成,兴尽而止,不大讲究规范,每次写完文章,直接就Email给先生,他总是认真打印出来,一页一行,一字一句给我修改,每次都会笑着讲,“满页飘红啊”。先生写文章是打好腹稿后动笔,虽写作期间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打断,但他居然能思路不受干扰,他每次给我的手写稿基本上“字面整洁”,涂改处不多。先生每每笑我写文章时太“大张旗鼓”,不仅要“闭关谢客”,甚至连手机都关掉,虽是“快刀手”,但错别字太多,而且思路跳跃,不大连贯,要我继续向他学这个本事。我逐渐形成了习惯,不论写什么,最后总是先生来把关定稿,这样心里才踏实。先生离去,怎不让弟子惶恐,伤悲?

我从先生游七载,最大的收获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先生古今中外的“神聊”,谈学问也谈人生,谈学问中的人生,谈人生中的学问。先生喜欢品评人物,喜欢讲故事,喜欢谈论轶闻趣事,不仅仅是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说今道古和著文立说同样重要,而且这种“神聊”因为配合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语幽默更见真性情,自有一份独特的魅力。因为助教的身份,我比其他弟子有更多的借口去叨扰先生,常常下午五点半从图书馆出来,会去办公室转一圈,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工作后。如果先生不忙,我会给先生谈一天看书、抄书的收获,还有家长里短,拉拉杂杂,没有什么逻辑。有时先生也会随手拈来一个话题,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谈到兴奋处先生常会哈哈大笑起来。不知不觉,窗外已经暮色苍茫,办公室的烟雾也越来越浓,先生在神聊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时抽上一支烟。几年过去了,我也算是久经“熏陶”。

最让我感叹不已的,不是先生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宽容。学术上先生很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不再苛求,因此先生弟子中颇有不循规蹈矩者。对于人生,先生亦很宽容,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先生视为过眼烟云,根本不放在心上,不是健忘,而是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先生常讲,每个人都有为难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为善是最难得的。

读博三年,我都处在迟来的叛逆期状态,深陷“拟把疏狂”当个性而不自知,先生的宽容更放纵了我的任性,后来我也因此吃了大苦头。在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是少数几个敢和先生“没大没小”的,先生也多次半开玩笑感叹带我是“费心费力”。也许正因为顽劣不堪,先生才决定将我留在身边,以便随时训责教导。众多弟子中,先生和我费时最多,花的精力最大,可我却是不堪造就,数次惹得先生大动肝火,和我拍了桌子,我却依旧梗着脖子不服软。先生生病住院后,高大魁梧的健壮身体一天天虚弱,我数次向先生检讨自己的不肖,并再三保证等他病好后绝不再气他,听我极为认真的反省反思,先生淡然一笑,说也就是看他生病才如此乖巧,笑称凭我的段位还气不到他,只是着急“你啥时候能长大”而已。

三、蹲班生与监管者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是先生正在做的“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大课题的一部分,题目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当时学界还没有多少关注,也没有数据库,资料芜杂散布在海量的民国期刊和各地档案馆中。博士期间,我绝大部分精力用在资料收集翻检上,毕业论文写得十分吃力,那些极力想去阐述的东西恍如隔了一层面纱,影影绰绰却始终看不真切,感觉特别糟糕,内心的惶惑无力感并没有伴随答辩结束而终止。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笑着讲“不要着急,又没有让你一毕业就出版博士论文”,接着为空有大量史料的我描述蓝图,说等我把论文中三章均作了专题研究出了书,然后再回头修改出版博士论文,到时候神秘面纱自然会飘落,“总-分-总”一套组合拳下来,“一石四鸟,你这个博士论文做得太值了”。我的焦虑被先生的幽默化解几分,把这个蓝图当作先生鼓励我的话语,一点都不相信,先生却为我“再读两年书”积极行动起来。????????????

2006年7月,我从教育学院博士毕业,直接进入了本校历史学院做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魏晋南北朝大家何兹全先生。据说何先生是“被导师”的,杨共乐教授曾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起过好几次,说当初王先生给他打电话,希望我能到历史学院去熏两年,他就把历史学院的老爷子抬出来了。第一次去小红楼拜见何先生,就是时任历史学院的杨院长带我去的,同时去的,还有王炳照先生和我的师兄徐勇教授,他毕业于历史学院。徐师兄曾和我打趣,说三个教授陪着一个小博士,浩浩荡荡的大阵仗。见面后,王先生持弟子礼,很恭敬地对何先生说“把我的不成器的小徒送您这里,给您老添了麻烦”。何先生很谦和,连声说“不敢当”。当我给他看学校统一印制的《博士后进站协议书》,他取出眼镜,仔细正反看了两遍,在“导师意见”一栏中极为认真地签下“非常高兴合作,何兹全”。对于我的指导,何先生说他全权委托王炳照先生,他是“挂名的”导师。于是,我这个挂在何门的弟子,重新回归大部队,师兄们笑称我是“蹲班生”,王先生依旧担负着导师之责。

这时候我还处于叛逆期的余绪中,对于“蹲班生”这个戏称,面上笑嘻嘻的,心里却是颇有情绪,几次下来,连带着对先生让我进博士后流动站的安排也别扭起来。每每看我情绪起伏、生闷气,先生就提起那个“总-分-总”组合拳,称“国家给你钱给你住处养着你,让你再多读两年书多好,刚好磨磨你的性子”。随着博士后基金的顺利批复以及在湖南省档案馆颇多收获,加上师母几乎每周一次的美食滋养,尽管我还不相信先生描述的蓝图,但心情慢慢沉潜下来。

按照先生筹划,征得何先生同意后,我选择了博士论文中的第四章“民众教育馆”做了专题。在开题报告会上,先生邀请了俞启定教授、于述胜教授、徐勇教授、孙邦华教授、施克灿教授参加,“帮着出出主意”,诸位老师都全程参与过我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过程,这次开题整体评价都说“从容”了,其中一位还笑着说,如果颠倒过来,你当初博士论文选了民众教育馆专题这个“小”一点的,肯定就不会那么吃力,每天都“一脑门官司”,大家都纷纷附和。在轻松氛围中,我也开玩笑诉说老师“指挥失误”。先生面对我的“讨伐”,微微一笑,抛出他的“森林-树木”论,他说“学生论文选题,特别是博士生,选题基本奠定了之后的研究方向,向来有‘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两种意见,‘小题大做’诚然好,能特别深入探索一个专题,但不能一概而论”,得看学生性格和选题的性质,对于少有人探索的领域,“如果不知道整片森林是如何规模,哪怕你把那棵树放在显微镜下,那棵树挖掘的越深入,可能就会偏颇得越厉害,‘自说自话’,‘蔽于一曲’,‘失之一隅’很常见”。先生说着说着严肃起来,我的博士后开题报告会是在沉默中散场,原本定好的聚餐也不了了之。

实际上,王老师这个选题论,我在不同场合听到很多次,他大多会以“买菜”来比附,他总是笑着将收集史料比作去菜市场买菜,菜的种类多、菜色全是做出一桌好菜的前提,推论开来,选题亦是视野开阔一点好。那个时候,这些道理仅限于听听而已,心里没有多少共鸣。

在王老师指导下,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顺利杀青,报告何先生后,他委托他的两名高足——陈琳国老师和宁欣老师仔细审阅,还专门打电话向王老师道“辛苦”,并请他来作我的答辩主席。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会那天,已98岁的何先生早早穿戴整齐,准备结束后合影留念;中午还专门在实习餐厅定了房间,说要亲自答谢帮他带学生的诸位同仁。吃饭期间,何先生说他是间歇性耳聋,大家说什么不用理他,他的任务是付账,还有就是给大家讲三个笑话助兴。吃饭期间,我和何先生讲了开题会时的插曲,何先生很认真听了,说王先生是大智慧,如果你能坚持这套组合拳,或许真能在民国社会教育领域做出点名堂。

博士后出站何先生请答辩委员会饭后合影,作者周慧梅后排左二(2008)

照片中的人都笑眯眯的,先生更是笑得开心。实际上,那段时间,他因身体不适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专门和医院请假回来主持。我出站后留校工作,遵循先生嘱咐,将“总-分-总”组合拳比划下来,他当年描述的蓝图一点点变成了现实,可是,先生再也看不到,怎能不伤悲?

四、整理口述史及其他

帮先生整理口述史的动议很早,2005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学人”约稿,我和克灿师兄一起承担了这个任务,完成了约1.6万字的《敬业勤学,乐观豁达——王炳照先生的学术人生》,发表之后反响不错,早年毕业的弟子们纷纷动议在此基础上做老师的口述史,也有出版社来约稿。但王老师态度很坚决,说“我就是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什么可以立传的”,“你们有精力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实际上,老师一直注重和提倡教育史研究方法创新,他是非常支持“口述亲历”这种记录史料的形式。在协助他做“北师大百年校史”过程中,他多次给我讲要抢救史料,有意识地指导我去访谈潘欢怀先生、程舜英先生、蔡春先生、何兹全先生、龚书铎先生、王世强先生等,叮嘱我要录好音、做好笔记,说这些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他一直以为自己还不够老,应该把时间挪给这些老先生。几位师兄要我平时留心,为老师的80寿辰出一本口述史早作准备。几年来,日常也积累下来不少材料,但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我以为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慢点做,岁月悠长,有的是时间啊!

2008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拟在《讲述》专栏连载王老师的口述历史,希望我能帮助整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先斩后奏”,然后用“这是宣传部的任务”来“软磨硬泡”老师。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我知道他一向遵从“组织安排”,老师果然“中招”,不再反对。年后不久,师大出版社郭兴举编辑约稿,建议在这个基础上作“王炳照口述史”,“毕其功于一役”,老师也就不再反对,我们列下了一个简要的计划和整理原则。那段时间我在校办,白天工作忙碌,查漏补缺的记述只能放在下班后,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在晚上完成。为了能按时在2009年6月底拿出初稿,我又恢复到读书期间的习惯,整理完一部分,就用电子邮件发给老师,他打印下来,逐句审核,然后集中时间,他再一一指给我看,逐一修改。

老师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他经历的好多事情都能详细地讲出个来龙去脉。老师1957年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服从分配进入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深造,担任班长,受邱椿、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先生等业师指教颇多。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史教学科研第一线。老师特有的豁达、幽默,还有对新中国60年曲折历史的亲历,自然形成了他口述历史的独特风格。我知道,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60年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忆旧的温馨,峥嵘岁月的坎坷,包含着对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后的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激动,还有对学科将来发展的展望。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能真切感觉到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感情,对他已经学习、工作50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热爱,更有对为之奋斗了50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深深眷恋。他喜欢讲故事,喜欢笑,喜欢在轻松幽默中说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整理口述史之初,他便和我明确了体例,希望能将这种风格在口述史中体现出来。

记述故事的过程是轻松的。随着老师的讲述,我仿佛穿行在历史故事的隧道中,在这里,既有30年代的冀北农村人们生活的窘迫,也有农民对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真实心态,既有贫瘠童年生活中的些许快乐,也有农家子弟求学路上的种种艰辛和偶然;在这里,背影日益模糊的研究班导师群体慢慢清晰起来,独特的精神风貌卓尔不群,消逝在岁月中的青春也随着那火热的年代逐渐鲜活、青葱,仿佛就在眼前;在这里,我不大熟悉或原本熟悉的教育学院的老先生们,卢乐山、黄济、顾明远、吴式颖、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较王老师年岁稍小的王善迈、靳希斌、林崇德、王英杰、劳凯声、俞启定……;王老师研究班的老同学,苗春德、雷克啸、陈德安、苏渭昌、宋元强、邱槿、何晓夏……,还有河北大学的滕大春先生、阎国华先生,华东师大的瞿葆奎先生、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五虎上将”,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先生,浙江大学的田正平,还有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刘虹、阎广芬等教育史的中青年学者……老师如数家珍,津津有味地讲着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发生的逸闻趣事。这些原本不在我们计划之中,老师谈得兴起,我也听得耳热,常常不知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夜幕降临。这时候,师母催促回家吃饭的电话会适时响起,我便自然而然到家里蹭饭。晚饭后继续开谈,有时候师母也会加入进来,饶有兴趣地回忆他们共度的峥嵘岁月、苦乐人生。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我不是在整理老师的学术人生,而是在做一部浩大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他们的故事在口述史中得以延展。

整理口述史的过程是艰辛的。口述史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虽然前期已有一定的积累,整理成文的进展还算顺利,但成文后史料的核对和确认,老师一丝不苟,是以一种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对待的。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资料,常常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班,他说时日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特别是研究班,说当年全校共招收研究生39名,他们班占20人,该年正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制,有很多开创性的做法,这段历史值得后人研究,不可马虎。他要求我抽时间到学校档案馆核查1960-1965年之间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和党办的相关卷册,我多次往来档案馆,还请学生帮忙复印。起初我对这个做法有点不解,嘟囔“这哪里是在作口述史,就是在作论文啊”;“口述史不就是有个人色彩较浓、不大容易客观的特色吗!”,老师笑笑,说“从我们这里尝试着做点改进吧”。这个尝试背后,我体会到一个老教育史工作者对新的研究方式、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执著追求。

口述史整理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历程。那段时间,我正“借调”校长办公室,很少能正常下班,还常因搞不清楚办公室的“眉眼高低”而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和先生约好每天下班后来英东楼,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准时过,7点左右到办公室是常事,老师仍然等在那里,有时还给我准备了饼干、饮料,还常常特意打电话让师母为我准备好吃的。看我带着情绪抱怨,老师总是笑着安慰我“向前看”,“是个刹性子的好机会”。告诉我如何处理工作与专业之间的关系,“接受不能改变的,做好自己”,保持乐观的平常心。先生不止一次叮嘱我“要沉得住气”。说这话的时候,先生总是深吸一口烟,一脸刚毅。

结语 西湖的那条红鲤

2010年年初,已在美国安家的王增科博士打来电话,照例说起了先生,她是元旦给先生祝贺新年时才惊闻噩耗,感慨唏嘘往事,她突然问我,还记得西湖那条红鲤吗?

怎么可能忘记那么神奇的祥瑞呢?2004年6月,我和同届的增科一起跟随王先生、俞老师两位到杭州开会,会议方安排了游西湖。那时西湖绿荷正浓,到了画舫准备登船时,突然下起了小雨,雨中游西湖,大家都说很美,更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一条红色的大鲤鱼从湖中跳到我们船上,船上的人都乐翻了天,都说是百年难逢的事情,说这个船上的人都会有大富大贵。有人还抓起鱼,专门拍了照片,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红鲤被放了生,欢快地消失在西湖水中。同船的有先生,还有他的老朋友、学兄李才栋教授,大家都说他们慈眉善目,身体又都这么棒,沾红鲤的福气,肯定能活到100岁。大家的笑声在西湖雨中荡漾。可是,2009年3月,李才栋先生离去,7个月后,先生也走了,都是七十五岁……

博士后在站的那两年,和何兹全先生约好,每两个月去见他一次。我每次去,即将茶寿的何先生总是乐呵呵的,却都记不起我是谁,每次都以“你是我的学生吗?我认识你吗?”来做开场白。回来当作好玩的事情讲给先生听,他总是笑着说,“说不准我到95岁后,还不如何先生呢!”先生身体一直很棒,心态又好,他自己也有信心。2009年6月底,组织部给“北京市优秀党员”录视频时,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十年!”言犹在耳,斯人已去……人生如此无常,生命如此脆弱,在这种难以预料面前,我要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我反反复复想着,难以释怀。

十五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我依然没有想明白。如果先生还在,鲐背之年的他会如何解答这个长期困扰弟子的疑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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