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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出行：约瑟夫二世的欧洲启蒙运动之旅》，[奥] 莫妮卡·切尔宁著，荣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丨也人，2024年9月版，362页，89.00元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是与腓特烈大帝及叶卡捷琳娜大帝同时代的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在位二十五年间（其中前十五年与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女皇联合执政），厉行改革，致力于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君主国打造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他一系列治国理政法令的出台，在奥地利历史学家莫妮卡·切尔宁（Monika Czernin）看来，主要得益于他在帝国境内外的多次实地考察调研——根据切尔宁在《微服出行：约瑟夫二世的欧洲启蒙运动之旅》一书中的论断，约瑟夫着力将调研报告转化为具体施政方针，不仅在本国成功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重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欧洲历史的进程。

约瑟夫的调研不同寻常。在皇帝去世后，宫廷图书管理员泽利尔斯从大量原始资料中整理出的文件填满了十一个纸板箱——它们“是两百多年前一系列事件的证据，是一个皇帝通过走访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特尝试的线索”。传记作者德里克·比尔斯向这位热爱巡游的君主表达了崇高敬意：“单单说这近五万公里（超过地球赤道周长）的路途，约瑟夫的旅程便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然而，让比尔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敬佩的不仅仅是旅行的里程规模——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当然还有俄国的彼得大帝，也是著名的旅行家——“但从未有统治者按照这样的计划出行，此后也无人效仿”。

每一次外出之前，约瑟夫总会制定周密的计划。1771年，帝国境内爆发饥荒，皇帝决定前往边境灾区勘察灾情。他一向认为，君主制的一大症结就是宫廷缺少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端坐深宫到处都是问题，而只有深入基层才能找到解决办法。约瑟夫相信唯有通过实证调研，才能摆脱传统和偏见的束缚，做出明智的改革决策。他的格言是，“我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我只是去看、去听、去分析。”在给地方行政官员哈茨菲尔特的信中，约瑟夫写道，“由于我打算后天离开这里前往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因此我希望你首先告诉我所有地区的驿站及地方官员的名单。其次，这两个地方每年的特别税、债务税、牲畜附加费、肉食税以及饮料税是多少？最后，算算有多少居民，每个居民都拥有多少财产？”——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在历次考察过程中绘制的数千幅地形及人口分布图日后也成为他制定各项大政方针的重要参考依据。

约瑟夫的出行轻车简从，除了绘图员和随行的宫廷御医，他拒绝任何保镖和扈从，所到之处也不提前招呼、不听汇报、不做指示，并谢绝陪同接待——他一向的风格是开门见山、直插现场?。在首都郊区附近受到地方官员隆重欢迎后，他大发雷霆，随后又再次写信以激烈的措辞告诫属下，“任何地方都不许接待我。我将亲自前往蒂米什瓦拉市，任何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都不必与我见面……我会随身携带一个帐篷以备不时之需”——因为皇帝不仅想详细了解军事设施、医院、地牢和矿井的情况，更想了解当地居民的实际生存状况。为此，地方当局唯一要做的是“必须考虑到他严格保密身份的诏令”（通常皇帝出行时会采用法尔肯施泰因伯爵的化名，以免惊动沿途各地行政长官及各国宫廷），此外“我不需要任何无用的舒适……作为一切形式主义与繁文缛节的敌人，我将回避各种社交场合，不会进入那些达官贵人的宅邸”。

在旅途中，除了向地方官员及普通行政人员发放问卷调查，约瑟夫还给自己加派了一项任务，即听取人民的请愿。在卡波纳克村，约瑟夫遇见一位年迈的请愿者——因为未能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酿酒许可证，老人的财产被没收。“陛下，能否帮我把我的烧酒锅拿回来？我太需要它了。”这位驼背老人结结巴巴地哀求，颤抖着双手将他的请愿书递到皇帝面前。约瑟夫责令立即归还老人的财产——难道他制作烧酒，每年赚几个古尔登（Gulden），用酒精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稍微甜美一些，会妨碍到任何人吗？遭训斥的当地官员面露窘色，而侍从则从约瑟夫手中接过请愿书，把它装进一个特制的邮袋里。按照惯例，约瑟夫几乎每天都会在旅行日志中留下简短的随笔。当晚，他的日志中有这样一行文字：“由于到处都是寻求庇护者，我得以亲见一些粗鲁的行径和暴虐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到旅程结束时，皇帝将会收到几百份类似的请愿书，如果请愿未能当场得到解决，他就会把这些请愿书带回维也纳。“没有一份请愿书会被搁置或丢弃。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自降身份到如此程度，违背了当时的任何一种统治理论。他不只是为了追随最时新的思想而做做样子，而是对人民的需要和关切真正感兴趣。”据切尔宁交代，约瑟夫一生中究竟收集了多少份请愿书目前已很难估算，但总量一定是数以万计。为此他不得不在政府专门设立一个信访部门来处理这类请愿——官员会认认真真一一回复，皇帝不时也会随机抽检并向各地发送简报，重申臣民的愿望和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在诸多令人难忘且令人心碎的场景中递交给皇帝的请愿书，对皇帝本人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们唤醒了他的同情和恻隐之心。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公益精神使得约瑟夫二世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君主，并因此而显得“另类”。比如约瑟夫命令助产士前往乡村，指派乡村医生免费为穷人治病，并对新兴工场的工人多方照拂。他创建的社会医院及福利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至今仍在良好运转——维也纳的综合医院就是最好的例证。上述措施不仅大大增强了“公民的平等意识”，而且也激发起“团结国民、尊重社会秩序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一个分散的君主国向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稳步迈进。

1768年，帝国东南部爆发瘟疫。5月，约瑟夫抵达贝尔格莱德，先后到访当地七个瘟疫隔离站或检疫站，“在泽蒙，一个贸易最为繁忙的地方，我发现这里的景象最为混乱，情况也最为糟糕，”皇帝在日志中评论道，“如果感染者仍然可以与任何人交谈，那么隔离的意义何在？”根据地方颁布的防疫政策，商人必须带着他们的牲畜和马车通过城门进入检疫站：首先检查人畜有无瘟疫症状，随后他们将接受四十二天至八十四天的隔离（随行货物则需要接受熏蒸和暴晒），结束之后才能离开检疫站。注意到商人和检疫人员之间的隔离措施并未被严格执行，约瑟夫发现该防疫体系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任何预防作用；同时，由于封控时间太长，隔离人员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导致怨声载道。更重要的是，此举严重阻碍了沿着这条道路通往东方和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在约瑟夫看来，这一防疫政策简直荒谬至极。正如切尔宁所言，皇帝“为他的帝国感到羞愧。这个国家泯灭人性的政策有时几乎使他发狂”。

约瑟夫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尤为关注。在参观巴黎主宫医院时，他不顾劝阻，要求修女带他进入天花病房——那里的穷人和病人混居一处，医院人手匮乏，药物严重不足，感染之人只能听天由命。在附近的产房，其悲惨景象更为触目惊心：一张大床上挤满了四五个正经历临产阵痛的可怜女人，她们紧挨在一起，身上只盖着一层肮脏的床单。“她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怀着美好的希望自愿怀孕的”——因为怀孕大概率意味着死亡。约瑟夫为医院慷慨解囊，捐资四万八千里弗尔（Livre）。编年史作者迪库德雷对此写道：“在这个饱受贫穷折磨的地方，他伟大的灵魂展现出了悲悯的一面。”以此为鉴，皇帝写信回国，要求维也纳总医院为欧洲的医疗体系重新厘定标准。临行之前，约瑟夫暗暗发誓，“要避免此地的悲剧在维也纳上演”。

在奥地利的犹太隔都（Ghetto）区，约瑟夫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对犹太会众遭受的宗教迫害大鸣不平。事实上，早在1760年代，他便向特蕾莎女皇建言在帝国境内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遭女皇拒绝后甚至不惜以退位相威胁。在他亲政的第二年（即1782年），约瑟夫颁布宗教宽容法令，宣布撤销犹太人生活中带有歧视性的衣帽服饰等一切限制，允许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和商贸业，并准许他们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照历史学家的观点，通过解放犹太人，约瑟夫二世收获了最忠诚的帝国臣民，为民族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对于天主教的各类修会、修团和修道院，约瑟夫则视之为“迷信的渊薮”和“宗教狂热的发源地”，遂下令一体关闭（从事医护和学校教育的修道院除外）。原来的许多教会节日、庆典以及朝圣和游行等活动也一律被禁止。在约瑟夫看来，这些讲究排场的聚众活动与宗教虔敬毫无干系，纯属表面文章：不仅耽误劳动生产，而且助长奢靡之风。他通过立法打击天主教会势力，将耶稣会连根拔起，然后把教会搜刮所得的巨额财富用于教育和慈善事业，结果无疑招致罗马教廷和境内天主教会对他的强烈怨恨，部分激进天主教徒甚至称呼皇帝约瑟夫为不近人情的“冷血暴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民众尤其是农民阶层对皇帝的衷心爱戴。在一次调研途中，约瑟夫从一位捷克农民手里接过扶犁并在地上耕出一条犁沟，以此展现他对农民的亲近和好感。出于感激之情，农民则将这位仿效东方古代圣贤的约瑟夫称为“农民之友”（Freund der Bauern），或“农民皇帝”（Bauernkaiser）。而这把扶犁也在农民和皇帝之间构建出“一个象征性联合体”——帝国君主和长期遭忽视的农民阶层之间的鸿沟被一笔勾销。在田间地头与农民的近距离接触中，约瑟夫对农民的处境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比如在广袤的帝国范围内，还有一些地方残存着臭名昭著的农奴制。庄园的农奴不但无法享受人身自由，相反还要履行无数的契约义务，如磨坊义务（意味着农奴只能在领主指定的磨坊里磨粮食）和酒窖义务（要求农奴只能喝领主作坊里酿造的啤酒）。领主不仅拥有粮食垄断权（意味着农奴只能向领主出售粮食并在那里购买种子），而且一定程度上拥有人身支配权（农奴的子女必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庄园充当奴仆，或承担徭役）——这和约瑟夫大力倡导的帝国臣民人人享受自由平等的原则相抵触，由此也越发坚定了他废奴的信念。

早在1781年2月，约瑟夫便在致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信中宣称：“我统治的帝国必须根据我自己的原则来支配；偏见、狂热、不公正及心智的被奴役必须终止。我的每一个臣民将重新享受到他的天赋自由。”不久，他颁布法令，要求领主主动解除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责令国家机关委托律师帮助农民办理相关身份转换手续——这一诏令使得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迁徙、劳作和婚姻的自由。在上述基础上，约瑟夫于1785年又确定了“征税条例”（Grundsteuer-Regulierungspatent），规定除自家土地以外，农民在任何其他土地上的劳作都是有偿耕作，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们从事劳役。贵族领主对废除农奴制的诏令恨之入骨，而广大农民则将约瑟夫的画像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并排悬挂在自家的墙上，并且创作出数以千计的民歌和童谣，来铭记这位农民的大救星。对此传记作者弗朗索瓦·费伊特评述道：“在此之前的任何时代，甚至在慈善家玛丽亚·特蕾莎的时代，也从未有人为穷人做过这么多的事情。”宫廷御医乔瓦尼·布兰比拉既是约瑟夫的旅友，也是约瑟夫为数不多真正亲近之人，他在皇帝病逝后的悼词中写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只要事关人类的苦难，一切危险都会在他面前消失；这种崇高的情感吞没了他心中的其他念头……（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去探望病人，这些是统治者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只有在慈父的心中才能萌生。”

1786年，或许已预感到他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时日无多，约瑟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工作（切尔宁形容他“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他怀抱一个伟大的目标，想要彻底改变君主国，使其能够在未来一百年内承载帝国伟业并从根本上实现革新，从而创造出一个现代世界。他在旅次发回宫廷的信中写道：“测量工作正在进行，多瑙河的航运逐步发展，工业和贸易稳步向前，无数纽伦堡人、施瓦本人甚至英国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设立工场。新制度已经在意大利实行，现在轮到尼德兰，届时整个君主国将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依照相同的原则得到管理。”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分散的帝国统治结构转化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体系。比如，通过《约瑟夫法典》，他将帝国臣民逐步转化为国家公民（即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个体）。通过废除农奴制，他将农民从强制劳动与土地捆绑关系中解脱出来（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得以自由迁移到君主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成为纳税打工人），从而为十九世纪奥地利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简而言之，他在帝国内部启动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启蒙革命——这场革命“打破了贵族对公职的垄断，并为现代国家中资产阶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切尔宁断言约瑟夫在他的土地上“阻止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并促进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不妨假设，如果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君主路易十六像约瑟夫二世一样具有政治头脑，大革命可能便不会发生——因为约瑟夫拥有路易十六最缺乏的东西：他“超越了宫廷封建统治传统和侍从主义的桎梏，与人民打成一片”。他在微服出行过程中从未有片刻担心过人身安全，因为他生活在热爱他的人民中间。